說道霓虹，我們就會想到香港，可以說霓虹曾一度為香港的夜名片，標志．一個深入人心的標志設計，是會在人們心中留下一席之地的．

    從上世紀90年代進入21世紀，成本更低、亮度更高的LEO燈具漸漸搶占了霓虹的市場，不斷出臺的新安全條例又進一步限制了這些半空中的龐然大物．當曾經風光的霓虹招牌隨法例和時代逐步消失之時，西九文化區的M+博物館卻嘗試把這些獨具香港特色的標志設計保存下來．

    霓虹的故鄉并不在香港．這種帶有奇幻色彩的光源，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美國．1896年，霓虹燈的原型“摩爾燈”第一次出現在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的會議上．然而一直等到14年后、法國科學家喬治•克勞迪把一些稀有氣體充入玻璃管，制成了霓虹燈．1910年，霓虹燈在那一年的巴黎車展大放異彩，從而正式步入人們的視線．

    1927年，奧地利籍的美國導演弗里茨•朗在無聲電影《大都會》中首度將鏡頭對準霓虹燈．從上至下的環形光線投射出女機器人的剪影．在霓虹燈的光芒下，紐約因而更具備世界級大都市的未來感與疏離感．

    就在弗里茨·朗拍攝《大都會》的同年，第一個本土制造的霓虹招牌也宣告誕生．然而地點并不在香港，而是上海灘．從1930年代之后，上海的霓虹燈制造業蓬勃發展，并順勢遍及沿海各地．1932年，為了應對日益上升的需求，克勞迪在香港本地開設霓虹工廠．然而剛剛起步的霓虹市場旋即受到二戰的打擊．在日軍侵占香港期間，為了防止敵軍的空中襲擊，香港實行了燈火管制．霓虹燈行業再受重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曾經霓虹閃爍的美國洛杉磯好萊塢、時代廣場都尋找更新穎的發光介質．雖然好萊塢電彩仍然熱衷用霓虹表現商業社會的浮華和社會中人心的空虛，然而在大多數喜新厭舊的美國人眼里，霓虹燈已經成為明日黃花般的過時之物．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香港，曾經飽受重創的霓虹行業又重獲生機．朝鮮戰爭期間，因為美國軍艦不時停泊香港，帶旺了灣仔駱克道的娛樂事業，也造就了一片霓虹街景．

上世紀70、80年代曾是香港霓虹燈的黃金時代．無數大型戶外霓虹燈牌都曾是港人和港片印象深刻的標志設計街景．上世紀70年代，覆蓋了灣仔駱克道整棟大樓外觀的“樂聲”霓虹燈牌曾經被寫入吉尼斯紀錄．是當時世界上最火的霓虹燈牌．而樓頂的紅色的TDK燈牌，在無數港產電影中作為城市豐沛物質的象征被反復特寫．

    1986年，在電影《癡心的我》中，導演高志森將這幅大燈牌作為男女主人公親昵的背景，在紅色的霓虹燈光下凸顯城市中人的欲望與空虛．

王家衛的橫空出世將香港的霓虹印象推向了頂峰．從《旺角卡門》到《重慶森林》，再到《墮落天使》，在“墨鏡王”標志性的搖晃鏡頭中，港島街頭花花綠綠的霓虹燈連帶著片中的經典臺詞一起，深深印入文藝青年的腦海．然而從1999年代開始．曾經作為香港城市名片的霓虹，也不得不面臨沒落的現實．不斷變化是這個城市最大的特質，也是霓虹燈牌消逝的最大原因．2009年，裕華招牌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被摘除．

香港建筑師兼城市規劃師史密斯曾經檢視過香港的街道文化．他在筆記中這樣評價道：“即興與凌亂帶來的發展與變化，大膽地顛覆了原有的建筑架構．一層層迭迭的招牌、種種瑣碎的細節和與人溝通的裝置，讓乏味的街景變得統一而充滿樂趣．”

   “霓虹探索”的策展人陳伯康在這場網絡展覽的前言中強調：“雖然這個快將消逝于香港街頭的都市景觀確實會令人產生懷舊情結，但展覽并非為了懷舊，而是出于它本身的意義．”然而這個吸引了30萬點擊的線上展覽，卻無時無刻不觸動港人心中的懷舊琴弦．多次與王家衛合作的攝彩師夏永康以霓虹和城中之人為對象，奉獻了一套名為“被遺下”的攝影集．這套攝影集將鏡頭對準了居住在香港老屋中的普通人．在毛線公司工作了一輩子的阿伯、街口美食店的阿嬸，還有屋中休憩的年輕情侶……屋外霓虹燈光源的映射下，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有了不尋常韻味的沉淀．為《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掌鏡的杜可風、也為展覽創作出一部名為《霓虹影像》的視頻短片，以此紀念曾經在他的鏡頭下訴說港島故事的彩色光源．不過，這位金牌攝影對消逝中的霓虹似乎并不過分擔心．“霓虹燈還會回潮，就像寶麗來照片和電影膠片一樣．”

北京標志設計對于企業來說愈發的重要，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就如同美國可口可樂公司負責人曾說過：“即便可口可樂的工廠全部一夜之間化為灰燼，我仍可以憑借可口可樂標志的信譽向銀行貸款重新興建工廠”．無需他說，他的話足以證明一個成功的標志對于企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