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朝著工業化和量產化的方向不斷前進，經濟迅速發展；同時在這樣現代化的洪流中，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在短時間內被外來文化大面積沖擊一一在機械、理性、嶄新的量產標志設計中，以傳統手工技藝為導向的作坊式經營模式基本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以地方特產和區域市場為主的地方輕工業由于受到發達地區密集型制造業的沖擊已經基本被摧毀，中國傳統的“舊”標志設計被民眾慢慢質疑、放棄；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對國外優秀標志設計的照搬成為了普遍現象，而“中國設計精神”則逐漸被擱淺了．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多元化競爭激烈的當下，文化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部分．而文化創新標志設計作為文化輸出的重要形式，被各業界重新定義與思考．但短時間內，在充斥著外來文化的大環境中，面對我們的標志設計精神斷層，要對數千年的文化進行整理和繼承，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在創新發展過程中，也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說，基于需求，急于投放市場，找不到任何中國傳統文化的粗糙標志設計，使消費者對于文化創新標志設計失去信心；重點體現在近年來的旅游紀念品市場，無標志設計、無品牌的相似的旅游紀念品充斥各個旅游景點，導致游客消費掉新鮮感后，對地區文化沒有任何沉淀，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沒有起到正面的傳播作用，等等問題；在文化創新標志設計方面，日本標志設計作為亞洲文化創新發展的先行者，已基本發展成熟，以其獨特的氣質在世界標志設計舞臺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發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參考．

   近幾年，我們一直在提倡發揚中國的傳統，“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注入當代標志設計中”也時常出現在各大品牌標志設計論壇的話題中，但傳統文化元素究竟是應該如何恰如其分地體現到具體標志設計中呢？

    在《我的古典》一文中，田中一光曾經闡述過，不管在亞馬遜熱帶雨林中，還是紐約現代都市中，他接收到的信息都會被血液中日式的“花鳥風月”的因子所形響，他拍出來的照片或者標志設計出的作品很容易被打上“日本標志設計師”的標簽，大概是因為“那深深棲息在身體某處的靈魂”，即文化內因．黑川雅之也曾結合自身的經驗講到：“一些日本標志設計師，他們體現了一種對傳統的記掛，所以才可能自然而然地表現出這樣一種文化特質．我們剛開始去學習別人的作品，，去看別人的著作，同時就要建立起自己獨特的視角，在這樣的一種觀點和視角下，我們看待周圍的人群和社會才會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

    中日兩國同屬東亞儒教文化圈，由于歷史的淵源，在傳統上會有諸多相似之處；而在傳統文化創新發展的問題上，日本確有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在工業產品技術、標志設計師等方面，日本對待傳統文化，是更多地從精神上、思想上以及功能上來考慮，而不僅局限于形式，經過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集體主義工作方式到二十一世紀初對標志設計個性化的標榜，日本成功完成了從對形式的模仿到注重對“日本”精神的塑造的轉化；總結起來可以發現，外來文化對日本本土標志設計文化的影響的層次是三步漸進式的：模仿、轉化、成熟的“日本標志設計制造”．

相信幾十年后，回頭再看，“中國標志設計”在全球化進程中，在經歷過艱辛的相遇、錯誤的嘗試，還有各種奇怪的體驗之后，般后達到了“融合自在”的第三階段；而且我認為，相比較并沒有接觸到很多東方文化碰撞的西方人，體驗過這種復合型沖擊的我們，在文化上應該會更先進些！

    說到傳統文化，首先想到的中國主流傳統文化，應該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禮儀文化，對理想標志設計我們曾有過這樣的描述：“敦厚穩重，端莊氣派”的感覺，這算是一種正統的標志設計風格；“瀟灑飄逸，含蓄優雅”的氣質，則屬于文人雅士的品位；最后是“純樸古拙”的味道，這種返璞歸真的標志設計可以感覺出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真諦，這三種標志設計風格，都是中國主流傳統文化表現出的不同形態．但除了主流傳統文化之外，我們還有豐富、有趣、鮮明的地域文化．

在多元化競爭激烈的當下，地域文化的北京標志設計戰略應該更為適合我們廣袤地域多民族的國情，即，在追求統一的主流傳統文化的情感追求的同時，將傳統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現代標志設計中去，逐步實現傳統文化產業從選材、創意、設計、生產和輸出、傳播的現代文化產業鏈整合，在保持統一性的基礎上，將我們的文化多樣性更好的繼承下去．在傳統文化整合創新的道路上，雖然發展方式略有不同，但我們的發展層次與日本應該是一致的，在探索、融合文化隔閡的時候難免有各種挫折和痛苦，但在與外來文化碰撞中會產生新的、更有活力的文化形態；然后，在實踐中慢慢地成長，逐漸成長為“融合自在”的健康的文化生態．